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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研究論文英國對蔣介石訪印之外交因應再探

職稱驛站所屬分類:歷史論文發布時間:2019-09-16 09:41:47瀏覽:1

在印度局勢因愈演愈烈的英印沖突和急轉直下的戰爭形勢而危機四伏之際,蔣介石對英提議訪問印度,以拜會印度總督和尼赫魯、甘地,勸說國大黨與英國合作。 英方對此持歡迎態度,但忌諱蔣介石干預印度事務,擅自同國大黨領導人接觸,不過丘吉爾和其下屬在對蔣介石意圖的理解和應對方式上不盡一致。

   摘要:在印度局勢因愈演愈烈的英印沖突和急轉直下的戰爭形勢而危機四伏之際,蔣介石對英提議訪問印度,以拜會印度總督和尼赫魯、甘地,勸說國大黨與英國合作。 英方對此持歡迎態度,但忌諱蔣介石干預印度事務,擅自同國大黨領導人接觸,不過丘吉爾和其下屬在對蔣介石意圖的理解和應對方式上不盡一致。 蔣介石抵印后試圖以自己的方式協調英印沖突,英方拒絕其以英國承諾獨立換取印度支持的建議,并迫使其放棄私會尼赫魯和赴沃爾塔拜會甘地的計劃。 最終英方以默許蔣、甘第三地會面換取蔣介石在與甘地見面之前先會真納,并發表符合英國意愿的離印演說,蔣介石亦因在英印沖突問題上趨向務實立場而獲致英方在外部援華物資和交通線開通問題上的合作及英印輿論的積極回應。

  關鍵詞:英國;反法西斯戰爭;蔣介石;英屬印度;外交因應

  中圖分類號:K827;K561. 46;K351. 4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 - 605X(2019)03 - 0093 - 12

國家人文歷史

  《國家人文歷史》的創作團隊有這樣一種理念——任何新聞在發生時就已經是歷史,而不去了解新聞背后的歷史就無法真正理解新聞本身。在這個信息爆炸、新聞必死的時代,《國家人文歷史》堅持自己的理念,以歷史的眼光解讀新聞,用新聞的視角看待歷史。努力創造出有深度、有厚度、有歷史感的新聞解讀,給予讀者一種全新的時政評論。

  1941 年底 1942 年初是中國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命運攸關之際。 一方面,隨著珍珠港事變的爆發,美英荷中對日宣戰,抗擊日本法西斯的軍事聯盟正式形成。 另一方面,日軍繼成功偷襲珍珠港之勢大舉進攻東南亞,英軍節節敗退。 自 1941 年 12 月香港陷落后,英國在馬來亞、新加坡的陣地岌岌可危。 至 1942 年 1 月 15 日日軍自泰攻緬,一周后泰國投日,緬甸瀕危。 是時英印矛盾卻愈演愈烈,與印度自身的黨派宗教沖突和日軍的蠱惑宣傳相互交織,加上中國藏南和印緬境內的反英親日活動,嚴重危及印度局勢的穩定、中國外部援華交通線的暢通和中國西南邊疆的安全,關乎盟國抗日大局。 正是在這一特定背景下,1942 年 2 月 4—21 日蔣介石對緬甸和印度進行了為期十多天的訪問,其重中之重是 2 月 9 日開始的對印正式訪問。 由于印緬地區對于中英軍事戰略和地緣政治的特殊意義,蔣介石訪印及英國的因應對剛剛締結的抗日聯盟來說既是開展軍事合作的嘗試,也因觸及政治敏感問題而面臨考驗,其意義不同尋常。 已有研究或從蔣介石訪印,或從英國反應,抑或中英、中印,乃至中美英關系等不同視角論及英國與蔣介石訪印的相關史實。 迄今為止,有關蔣介石訪印或英國因應的基本史實已經清楚,中英圍繞蔣介石與甘地會晤問題的交涉已有較為深入的研究。 但總體上講,現有研究更為側重中方,對英國政府與英印殖民當局內部,以及它們相互之間圍繞蔣介石訪印問題的高層決策討論和具體執行環節中的應變所進行的系統研究尚不充分,尤其是對英國因應與印度局勢發展和蔣介石的反應之間的互動揭示不夠;對蔣介石訪印與英國因應的一些關鍵細節,諸如丘吉爾

  “ 電文風波” 的真相、蔣介石與甘地會面的實際地點及內幕,以及蔣介石訪印的實際效果等尚存一些

  爭議或有待進一步厘清之處。① 有鑒于此,本文嘗試將英國對蔣介石訪印的因應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及英印矛盾發展演變的宏大背景下,密切結合印度國內政治變局及其對蔣介石的意愿與行動所形成的影響,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通過深入挖掘中、英文一手資料,進一步厘清英方對蔣介石訪印立場形成與具體實施的內在邏輯,動態呈現英方高層互動,以及英方同蔣介石的博弈過程,分析英方因應的主要特點和實際效果,并就其中一些爭議問題進行再探究。

  一、蔣介石訪印提議與英方應對方案的形成

  無論蔣介石訪印提議的緣起還是英方對策的形成均離不開當時英印沖突和戰爭形勢的急劇發展這一大的背景。 中英雙方對時局的反應構成各方的基本訴求。

  1939 年 9 月 1 日德國法西斯閃擊波蘭,3 日英國對德宣戰,印度總督林利斯戈亦宣布印度進入緊急戰爭狀態。 林利斯戈未經印度立法會議同意而直接代表印度宣戰的做法激化了由來已久的英印憲政沖突,引發印度新一輪反英斗爭高潮。 英國盡管面臨反法西斯和維護殖民統治的雙重挑戰,但在維護殖民統治問題上不肯妥協,導致英印沖突愈演愈烈。

  9 月 14 日國大黨通過決議,要求英國政府說明戰爭目的,提出印度配合英國作戰的條件是英國承諾給予印度獨立地位。 穆斯林聯盟亦于 18 日通過決議,要求英國在國大黨執政省份給予穆斯林公正待遇,未經穆斯林聯盟同意不得單方面聽取國大黨意見制定印度新憲法。 英國回避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的核心訴求,僅承諾戰時增加印度人士的名額來擴大總督行政會議;成立由印度各政黨和王公代表組成的戰時指導委員會;戰后協商修改印度政府法,給予印度自治領地位②,試圖以象征性的讓步來應付危機。 于是國大黨在 10 月 22 日宣布不支持英國的戰爭努力,并于 10 月 23 日至 25 日,國大黨主政的 8 個省的省政府官員先后辭職。③ 穆斯林聯盟亦于 1940 年 3 月 23 日通過了“ 拉合爾決議”,要求印度未來的制憲方案必須允許印度穆斯林等族群組建屬于自己的自治政府。④ 為利用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難以調和的政治矛盾來抵消民族主義運動對英印殖民統治的威脅,英國于 4 月 18 日發表聲明,提出印度制定憲法必須以國大黨與穆斯林聯盟達成協議為前提。 ⑤

  1940 年 5—6 月,德軍在西歐的神速推進令英國處境危殆。 7 月 7 日,國大黨利用西歐大陸淪陷后英國孤軍作戰的困境,提出國大黨有條件支持英國參戰的動議:“ 大不列顛承認印度的完全獨立是解決印度和英國共同面臨的問題的唯一途徑,作為第一步應在中央組成一個臨時國民政府,如果這些措施被采納,國大黨就能夠投入全力為有效組織國家的防務而努力。” ⑥英國政府仍以穆斯林聯盟的反對為擋箭牌,拒絕妥協。 8 月 8 日,林利斯戈宣稱,英國在修改憲法時會充分考慮少數民族的意見,不考慮把英帝國維護印度統治的權力移交給任何受印度主要社群質疑的政府。⑦ 于是國大黨授權甘地從 10 月 17 日開始發動了大規模反戰不合作運動。 英國殖民當局實施鎮壓,導致包括尼赫魯、阿扎

  德等高級領導在內的近兩萬國大黨人被捕。① 盡管 1941 年 10 月英國政府吸收了幾名親英印度人士參加總督行政會議,并于 12 月釋放了尼赫魯等全部國大黨領導人,但仍然拒絕國大黨要求印度獨立的政治要求,雙方的政治僵局未得到化解。

  1941 年 12 月 8 日( 當地時間 12 月 7 日) 太平洋戰爭爆發。 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中國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命運攸關。 一方面隨著美、英、荷、中相繼對日宣戰,抵抗日本法西斯的軍事同盟正式形成。 12 月 13 日,中英兩國簽署《 共同防御滇緬路協議》 ,開展軍事合作。 1941 年 12 月 22 日至

  1942 年 1 月 14 日的英美軍事首腦會議———“ 阿卡迪亞” 確定反法西斯的先歐后亞戰略和戰區劃分原則,據此成立了由英國韋維爾(Archibald Wavell) 擔任總司令的英美荷澳戰區( ABDA) 和由蔣介石擔

  任總司令的中國戰區,緬甸劃歸前者管轄,后者涵蓋中國、泰國、法屬印支等地區,史迪威作為蔣介石參謀長,兼任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全權代表以及后來成立的中緬印戰區(CBI) 總司令。② 盟國“ 先歐后

  亞” 戰略與戰區劃分原則既凸顯了中國戰場的重要性與盟國分工合作、協同作戰的必要性,也使亞洲抗日形勢和盟國之間的軍事配合問題變得異常嚴峻,尤其中英聯盟關系因為相互認知,再加上軍事和

  地緣政治上的利害關系而面臨考驗。 另一方面,珍珠港事變后,日軍從西南太平洋到印度洋一線全面出擊,英國的防線頻頻告急。 1941 年 12 月 16 日,日軍開始轟炸緬甸仰光,25 日,香港淪陷。 1942 年

  1 月中旬,日軍主力從泰國攻打緬甸,旨在從軍事上奪取緬甸這樣一個從東南亞到西南太平洋和中太平洋防線的西南戰略要沖,切斷從仰光到昆明的運輸線,從政治上迫使重慶政府屈服,并對印度形成強大的軍事政治壓力,徹底擊潰英國在遠東的防線。 一周后泰國投日。 與此同時,日軍利用殖民地人民的反英情緒,提出“ 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 驅逐英美帝國主義出亞洲” 等口號進行蠱惑宣傳。③而由日本扶植,印度、西藏親日反英分子與周邊團體所組成的“ 第五縱隊”,早已深入藏南、印北邊境, “ 印度政局如果持續不穩,導致英國殖民統治的垮臺,恐將影響西藏地方政府的政治動向,而一旦拉薩方面決定改與日本合作,則中國西南大后方在腹背受敵的情況下,其安危將受到嚴重威脅”。④

  1942 年初,在印度局勢因愈演愈烈的英印沖突和急轉直下的戰爭形勢而危機四伏之際,蔣介石為調解英印沖突,決定親赴印度,以確保外部援華交通線的暢通、中國西南邊疆的安全和中英軍事合作,并嘗試助力印度民族獨立運動,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和蔣介石個人的影響力。

  英國政府對蔣介石訪印提議總體上持歡迎態度,擬達到呼吁印度民眾支持英國戰爭努力的目的,同時力避蔣介石以仲裁者身份介入印度事務,防止其不經英方同意擅自同尼赫魯和甘地接觸,從而提振國大黨反英士氣與影響力。 在蔣抵達德里正式訪印前,英方總體上傾向于認同蔣介石訪印的善意,丘吉爾的強硬舉措遭到下屬的抵制。 蔣到德里開啟正式訪問后,擬私會尼赫魯,并前往甘地住地、國大黨反英大本營沃爾塔拜訪甘地,勸說國大黨放棄反戰不合作立場,支持中英反法西斯戰爭努力。 英方一方面給予蔣介石高規格接待,另一方面嚴防死守,迫使蔣介石在德里與尼赫魯的會面遵從英方意愿進行,前往沃爾塔拜會甘地的計劃也不得不放棄。 新加坡淪陷后戰場形勢的急轉直下與日本誘降攻勢及國大黨右翼親日分子反英宣傳的相互呼應,使得失敗主義情緒和謠言在印度國內蔓延,中英雙方不得不以大局為重。 雖然蔣介石的不甘心與甘地來信讓其再提與甘地見面事宜,但不再堅持政治上敏感的沃爾塔,而選在泰戈爾創辦的國際大學,并依從英國人的安排,在見甘地之前先見真納。 雖然最終蔣介石瞞著英方順應甘地提議,在加爾各答甘地友人比拉的寓所與甘地見面,但勸說國大黨配合英國的努力無果而終。 英方為穩住遠東太平洋地區的抗戰局面,默許蔣介石與甘地在第三地見面,換取蔣介石在會見甘地之前先會穆斯林聯盟領袖真納,并促成其發表符合英國意愿的離別演說———《 告印度人民書》 ,贏得英國和印度各派輿論的積極反應。

  英國對蔣介石訪印的外交因應主要受戰爭形勢、印度局勢及蔣介石立場態度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在如何應對蔣介石訪印的決策與執行過程中,首相丘吉爾與外交大臣艾登、印緬事務大臣埃默里、印度總督林利斯戈和駐華大使卡爾等存在意見分歧,并以丘吉爾的妥協為主,但他們捍衛戰時英帝國利益以及維持中英戰時合作的最終目標一致,這是導致英方對蔣介石計劃私會尼赫魯,并執意前往沃爾塔拜會甘地采取高壓態度并一致阻攔的主因,也是約束英國在戰場形勢告急的情況下緩和立場,加強中英軍事合作,默許蔣甘第三地見面的關鍵因素。 雖然英方的外交因應在不同階段側重點有所不同,但“ 勸蔣發表公開演說” 的外交斡旋貫穿始終,反映了英國對蔣介石訪印的核心訴求。

  英國的外交因應在相當程度上左右了蔣訪印行程朝著英方期待的方向發展,并最大限度地弱化了蔣訪印可能引發的對英國的不利影響,當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蔣介石的要求,多少增進了蔣介石對英國立場和印度現實的理解,客觀上有利于反法西斯戰爭大局。

  通過盡可能全方位、動態地梳理英國應對蔣介石訪印問題,前人尚存爭議和有待進一步厘清問題似可得到一定程度的澄清或補充。

  首先,關于丘吉爾“ 電文風波”,已有研究對駐華大使卡爾和總督林利斯戈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有所論述。① 本文的研究顯示其背后有更多的參與者。 丘吉爾措辭強硬的電文未被如實交給蔣介石,其實是丘吉爾下屬一致反對的結果:印緬事務大臣埃默里首先做出暫緩轉交的決定;駐華大使卡爾修改部分不合時宜的電文內容后請示外交部,打算口頭向蔣轉達;林利斯戈認可了卡爾的做法。

  其次,學界有關蔣介石與甘地會面的實際地點有過不同說法。 早期研究認為是在森蒂尼蓋登,后

  來一些學者認為在加爾各答,甚至有精確到加爾各答甘地友人比拉的家里。① 本文一方面在前人研究基礎上確認蔣甘實際在加爾各答甘地友人比拉寓所會面,另一方面也顯示出是蔣介石瞞著英方順應甘地安排的結果。

  再次,關于蔣介石訪印的成效及影響可謂眾說紛紜。 根據薛穆向外交大臣艾登的陳述,中國輿論認為蔣介石的訪問充分提振了民眾抵抗侵略的士氣,蔣在訪印期間所受到的一切禮遇令中國民眾印象深刻。② 而美國駐印度辦事處總領事則認為蔣在印度期間與外界接觸受到了嚴格限制,其訪印提前草率收場,雙方的政治目的都非常自私,對一些無關緊要議題的爭論浪費了時間,且沒有嘗試進行適當的合作。③ 國內學界基于蔣協調英印關系失敗的視角,認為其訪印失敗或效果有限。④ 本文從反法西斯戰爭危機關頭維持外部援華交通線的暢通和維持印度局勢穩定這一大局出發,認為:

  其一,蔣介石訪印期間爭取英方在開辟中印陸空運輸線問題上合作的努力取得進展。 雖然蔣介石對印度國大黨的反英斗爭抱以同情,但是為了確保英國在保衛滇緬公路、開通中印公路上支持中國,出于反法西斯戰爭的大局考慮,蔣介石不得不顧及英國政府的態度。 正是在蔣介石放棄赴沃爾塔拜見甘地,在會見真納和發表離印演說問題上與英國合作的氛圍下,英方最終簽署同意美國援華戰備物資在加爾各答等港口起卸轉運至印度阿薩姆的薩地亞,并擴建薩地亞機場,開辟康印鐵路及公路的協議。⑤ 這為緬甸淪陷致滇緬陸上通道中斷,另行開辟“ 駝峰航線” 、“ 利多公路” 奠定了一定的基礎,蔣介石旨在確保外部援華交通線的暢通和加強中英軍事合作的目標初步實現。

  其二,蔣介石的離印演說有其積極影響。 毋庸諱言,蔣介石旨在調解英印矛盾的訪印目標未能實現,但在與英印殖民當局和印度各派政治領導人,尤其是與國大黨領導人尼赫魯和甘地的實際接觸中,蔣介石加深了對英印矛盾盤根錯節、難以解決的認識,實際上在最后的演說中表達了一種盡可能客觀中立的政治態度:既希望英國政府能斟酌權衡后從速給予印度獨立自由之實權,又呼吁廣大印度民眾積極配合英帝國政府參戰,其最終目的還是爭取英國政府及其統治下的印度軍民與中國共同抵抗日本法西斯,客觀上有利于反法西斯戰爭的大局。

《文史研究論文英國對蔣介石訪印之外交因應再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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