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咨詢
您當前的位置:職稱驛站 > 論文 > 管理論文 > 公共管理論文職稱驛站24小時論文發表咨詢熱線:400-680-0558

公共管理論文發表文化治理視域下的公共博物館

職稱驛站所屬分類:公共管理論文發布時間:2019-09-19 09:54:05瀏覽:1

托尼·本尼特基于福柯治理思想提出“文化治理”概念,將文化機構都看作是塑造主體的機制場所。作為文化機構重要組成部分的公共博物館,從誕生之日就發揮著規訓主體和塑造主體的作用。

   摘 要:托尼·本尼特基于福柯治理思想提出“文化治理”概念,將文化機構都看作是塑造主體的機制場所。作為文化機構重要組成部分的公共博物館,從誕生之日就發揮著規訓主體和塑造主體的作用。其中,藝術博物館以其藏品的藝術審美提升工人階級的道德修養,使其成為“謹慎的主體”;自然歷史博物館以其智性作用參與對公民的塑造,使大眾成為具有平等、自由和進步等理念的現代公民。

  關鍵詞:文化治理;公共博物館;文化機構;塑造主體

  中圖分類號:G26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9)08-0126-03

公共管理與政策評論

  《公共管理與政策評論》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Review(季刊)2012年創刊,為國家新聞總署批準并公開出版發行的一份探討公共管理理論與實踐重大問題的學術季刊,堅持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為指導,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堅持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嚴謹學風,傳播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弘揚民族優秀科學文化,促進國際科學文化交流,探索防災科技教育、教學及管理諸方面的規律,活躍教學與科研的學術風氣,為教學與科研服務。

  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是當代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美學家和英國文化研究的領軍人物。本尼特基于福柯“治理”(govenmentality)思想提出了“文化治理”(cultural governmentality)概念[1]。福柯認為國家政府職能在18世紀末的資本主義國家開始發生重要轉變,不再對被統治階級進行赤裸裸的暴力壓制,轉為引導、規訓和治理。換言之,統治者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不再需要馴服的、被動的臣民而需要具有現代素質的公民,即具有自由、民主、平等、進步和發展價值理念的民眾。本尼特據此提出“文化治理”概念,即“利用隨著‘現代階段產生的知識和專門技術等具體文化形式的發展而產生的各種文化手段作用于塑造人類總體”[2]。在此理論視域下,公共博物館作為發揮文化功能的重要文化機構,在組織文化、配置資源、規范公民的行為、塑造新型公民中發揮了獨特而重要的作用。公共博物館被視為表現一系列知識與權力間特定關系的機制場所,是文化技術的主要成員,也是使知識、歷史和藝術可以被人們理解的機構,它通過展覽、陳列而塑造公眾的文化氣質,并由此實現對社會行為的控制。從本尼特“文化治理”角度研究公共博物館,就意味著融合文化哲學、文化人類學和文化研究等跨學科理論知識對公共博物館進行綜合研究,這對發揮當代公共博物館的功能具有重要意義。

  一、博物館從“私人”到“公共”的轉變

  現代公共博物館誕生于18世紀的歐洲和英國,其他國家如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國的公共博物館建設亦隨之展開。本尼特指出,現代公共博物館的前身是從文藝復興時期到啟蒙運動之間的那些被稱之為“博物館、珍品柜、工作室、神奇廳和藝術廳”的場所,是貴族或商人為了滿足收藏或科學興趣需要而設立的封閉私人空間,其功能是展現王室權力、貴族象征和商人身份等。其藏品主要有藝術品、珍奇古玩、科學興趣物品等。要接近這種空間和藏品有著嚴格的限制,最極端的情況下是只有王族才可以欣賞它們。不過,這些私人空間在18世紀中后期到19世紀初逐漸向公眾(包含知識精英和普通大眾)開放了,其過程大致為,“在法國是在大革命期間猛烈和戲劇般地實現的,而在其他國家,更典型的是一部逐漸的、零碎的改革史的結果”[3]222。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偉大先驅以人民的名義沒收了王室、貴族、教會暴政的收藏品,根據理性主義分類原則安排展覽,把博物館從專制權力的象征轉變成教育公民、服務于國家集體利益的工具。英國的大英博物館是在私人收藏家漢斯·斯隆爵士捐贈的基礎上于1753年成立,其館藏經多方部署于1759年向公眾免費開放。而歐洲其他國家的博物館、美國的博物館以及澳大利亞的博物館等都經歷了類似于英國博物館的漸進開放過程。隨著公共博物館的涌現,它們在組織公眾關系方面、內在組織方面以及與其他同源機構的關系方面都發生了巨大變化。

  首先,從與組織公眾之間的關系看,之前公眾被嚴格限制在博物館之外,而現在公共博物館則“修辭性地將公共(即公民)整合進博物館本身展示的權力形式”[3]167。只要是公民,不管是精英還是大眾,公共博物館都向他們免費而自由地開放。因為在這種新型文化機構中,“文化被組織成為具有治理能力的規劃,是治理有實踐用途的機制,它旨在改變民眾道德和行為方式”[4]。也就是說,公共博物館將公眾納入權力的共謀之中,使其覺得自己就是權力的主體,不是向他們展示權力或馴服其身體,而是讓他們通過參觀主動塑造自我并管理自我。這標志著國家統治的形式由君主強制型向規訓治理型的轉化,而此時公共博物館的功能則是對工人階級進行教化和改造,以形成資產階級所需要的道德、行為方式以及現代性文明理念。

  其次,博物館的內在組織也發生了變化。文藝復興期間依照物品的“獨特性”“稀有性”和“唯一性”的項目而分類,目的在于方便當權者欣賞、把玩和炫耀,而在公共博物館里,藏品則按照分類知識的原則,將物品作為“系列”和“序列”進行安排展覽,目的在于引導、教化和塑造公民。福柯在《詞與物》中表示,現代人是作為“知識的主體和知識的對象”而被構建出來的,本尼特承接福柯的觀點認為博物館等文化機構“組成了大眾民主制度下一系列能動地塑造公民的文化能力的新的文化與權力關系的一部分”[5]。除了藏品的藝術教化功能,公共博物館的誕生還與一系列知識的出現相一致,這些知識包括地質學、考古學、人類學、人種學和藝術史,博物館給這些知識的出現和傳播提供了機構條件。隨著這些現代科學的出現,博物館的藏品安排被嵌入時間流動之中,根據進化序列授予它們的位置而加以區分。公共博物館成了一種特殊的表征空間,在這里“理想與秩序的世界在知識和視像的控制場所展現出來、生發出來”[3]227,民眾可以在這里參觀和學習,激發起他們內在的進步和發展動力。除了藏品的安排發生了變化,博物館的內在建筑也改變了。公共博物館誕生以后,其建筑資源主要采用透明材料,這一直影響到今天的博物館建筑。當時的材料主要是鑄鐵和玻璃,空間大而通透;留有專門的通道便于人們參觀,并使亂哄哄的人流變得有序;建筑設計回廊以增強觀眾的優越位置,使觀眾監督自己。這樣,公共博物館就“構成了空間與視覺之間的一套新關系,在其中,公眾不僅看到為了審視而安排的展覽物品,而且同時還看到自身,因而使建筑限制任何容易粗魯化的原始傾向”[3]231。這充分顯示出公共博物館是作為規訓民眾的工具而發生作用,具有特殊的政治理性。

  最后,公共博物館與其他同源機構,如監獄、慈善收養所、收容所和講習所的發展方向相反。前者走向公開和開放,后者走向隱蔽和隔離。福柯指出,博物館和監獄等機構都旨在調節、規范個體與大眾的行為。19世紀的監獄、收容所和講習所等機構不再公開對民眾進行肉體懲罰,不再是顯示君主權威的機構,而是自由主義政府使窮人和其他人員分隔開來、在封閉的機構中進行馴服和教化的隱蔽空間。與此相反的是,公共博物館被不斷地要求實施開放性變革,突出地表現為兩個方面:“第一,公眾權利的原則,這支持了博物館應該對所有人平等開放和易于接近的要求;第二,充分表征原則,這支持了博物館應該充分地表現不同的公眾區域的文化與價值的需求。”[3]219那些公眾視野的隱藏品如今被放置在開放和公開的公共博物館中,竭力融合含精英和大眾在內的所有公眾,這再次顯示出公共博物館是具有特殊政治理性的機構,發揮著文化技術機構的治理功能。

  二、藝術博物館對主體的塑造

  本尼特多次強調:公共博物館是塑造主體、改造人的行為并改造社會的文化技術機構。在過去150多年的歷史中,公共博物館是“旨在從內部塑造公民的一系列新的權力、新的知識與權力關系的場所”[5]。也就是說公共博物館通過發揮“文化治理”功能來實現自己的價值。首先來看藝術博物館中的藝術品是如何發揮治理作用的。

  早期英國工人階級生活貧窮、凄慘,很多工人將有限的血汗錢用于在酒館買醉,然后是酒后亂性,其生活方式是粗俗、野蠻和缺乏家庭責任的。在18世紀的英國國會討論中,經常會聽到有關酒館威脅經濟的聲音,也不缺乏設置相關法律機制和監督形式的提議,拯救勞動者離開酒館以便為生產工業挽救他們有用的身體免受酒精的毀壞。但是,這些提議涉及的都是分散工人階級注意力的技巧,沒有有效的改革措施或者依賴內在道德限制的機制,即這些技巧沒有提供機會讓工人踐行道德自我規范的能力。

  到了19世紀,必須改變工人階級生活方式的問題顯得更加急迫。特別是馬爾薩斯人口理論和達爾文的進化漸進主義所隱含的政治信息顯示,如果不改變工人階級的生活方式就可能有難以避免的大災難:馬爾薩斯認為,工人階級的酒后亂性加上對窮人《濟貧法》的實施,很可能造成人口過剩進而引起新型的貧困、饑荒和國內戰爭;進化論的政治含義是“社會中低級的等級可能合法地上升到社會的最高等級”[6]155,即有產生革命的可能性,并且,如果健康的人與不健康的人通婚的話,就會引起人口素質的退化。于是歐洲各國和美國都采取了不同的改革計劃,目的是將藝術和文化知識作用于社會并進而改變工人階級的生活方式,使得工人階級通過藝術的教化成為謹慎的主體。

  比如在英國的亨利·科爾爵士的改革計劃中,就把藝術作為控制工人階級酒醉的方式。1867年英國男性工人階級有了選舉權,科爾在向國會遞交的報告中督促說,必須“把將成為選民的人不再沉溺于酒吧”,最好的方式就是“向他們免費開放博物館”[7]。科爾認為博物館會被證明是有效的道德感化所,是政府必須采用包含文化的和衛生的多種形式之一,為的是引導工人階級遠離酒醉和魯莽行為的生活;如果博物館能在周日開放,將有助于在上帝的休息日“提升工人階級使他們變得文雅”,博物館將引導他們變得“智慧和溫順”,使他們與妻子和孩子在一起而不是在酒醉后過“暴行和地獄”般地生活,那會占用他們的空閑,使他們不再過過去的生活。因此,科爾改革計劃的重點是發展“南肯辛頓博物館復合體”,充分發揮博物館藝術品的教化作用,“通過增加巡回展覽來加強文化的作用……從而使民眾不受任何限制地從此類宣展活動中受益”[3]237。科爾爵士大力推行文化改革,他認為藝術無論品質高低,只要能讓工人開始審美之路并且有助于道德的自我培養,都將促進改革目標的實現。科爾相信,藝術可以幫助工人獲得自我審視和自我規范的權力,“藝術博物館被用來將工人轉變成自我改變的‘謹慎的主體,避開酗酒和亂性,過一種慎思和自我克制的生活”[6]160。顯而易見,從19世紀30年代到19世紀80年代的時代主題是塑造“謹慎的主體”,而藝術博物館藏品的審美功能正好滿足了這一主題的需要。

  三、自然博物館對公民現代性的培養

  在本尼特看來,將公共博物館文化資源作為作用于社會的方式,除了藝術博物館的審美功能,還有自然歷史博物館的智性作用參與其中。在19世紀最后二三十年中,政府采用了大量的改革計劃,以各種方式將公眾塑造成為具有現代性的公民,即成為具有平等、自由、進步與發展理念的公民,此時自然歷史博物館作為新的搜集機構參與到那些塑造現代性公民的計劃當中。

  當時,許多大城市都成立了自然歷史博物館,它們成為公眾的關注物并執行對公眾進行教育的功能。這種情況與自然歷史科學的大發展密切相關,一系列影響后世的著作在這個世紀的中后期得以出版,如達爾文的《物種起源》(1859)、約翰·盧博克的《史前時代》(1865)以及泰勒的《原始文化》(1871)。上述出版物有助于將人類生活嵌入最近發掘的地質學的深度史和自然史中,同時也進入自然選擇理論中。與此同時,相關的學科也得以盛行,如地質學、考古學、人類學、民族史、古生物學和解剖學等等。顯然,自然歷史博物館與新興學科的綜合,“開辟了新的交叉時代,這為治理和規范人口的行為以及個人的行為,提供了新的時間坐標并進入自由主義政府變革的問題域之內”[6]137。

  自然歷史博物館里的藏品具有潛在的道德教育益處,除了可以滿足公眾對科學的好奇心,更為重要的是對他們的公民性進行公共啟蒙。公共博物館是知識生產的空間。這些博物館聚集了全球各大洲的生物標本、礦石、人類遺跡、藝術品、手抄本、人種學標本和工藝制品等等,使得原本分散在不同時間和地點的物質證據集中在一起,據此,這些博物館儼然成了世界的縮影。因其藏品的豐富性、完整性和系統性,公共博物館就成了知識得以比較、整合、歸納與提煉的場所。正如本尼特指出的,“到19世紀末,在主要的國家收藏中,博物館成了新知識形式的孵化器”[3]268。

  本尼特認為“這些歷史科學打開了新的歷史視野、構建了新的話語坐標,使得人能夠以新的方式歷史化、為新的自我‘進步打開前景”[6]153。這意味著自然歷史博物館應該被看作是文化的技術,可以引導參觀者以新的方式做事、塑造自己,以便使個人被嵌入由學科綜合所提供的、新時代的、進步秩序之中。無論從哪種角度看,自然歷史博物館都竭力表征著自由、平等和民主。至少在理論上,博物館針對所有公民是開放的、自由的;博物館在展品上遵循表征均衡性原則,使不同組群的差異(自然的、社會的和文化的)都可以被平等地展示。其次,除了平等和自由,自然歷史博物館還表征進化與進步。后達爾文主義的歷史科學最有影響的應用就是考古類型學,博物館的展品依據此法則安排就將博物館變為人類進化的演示課堂。土著居民和殖民地民族的文化和遺跡在博物館中以類型學為核心原則進行展覽,給參觀者傳達的是進化與進步的理念,“從博物館展覽中進化的分類品中似乎可以看出的教訓是:人類或文化要么在進步的主干道上,要么冒險成為一個展品”[6]135。本尼特進一步指出,“自然歷史科學與生機勃勃的文學一樣都與道德發展的領域聯系在一起,對公民的職責和責任有重要影響。……通過讓自我處于歷史分層中、在考古學的分層中可能形成一種張力,即一方是‘欠發展的和‘原始的成分,而另一方是‘非常動態的和‘進步的方面,這種道德標準將自我放置在一種歷史區域,使人的形成過程能夠以新的方式被世俗化”[6]158。自由主義政府正是運用自然歷史博物館和自然科學學科的交互作用而塑造主體,將“平等、民主、自由、進步、發展”的資產階級價值觀悄然地用于對公民的塑造當中。

  四、結語

  公共博物館之所以可以規訓主體、發揮啟蒙功能、塑造現代公民,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是一種政治空間、是福柯權力理論所論述的“知識—權力”相互作用的政治空間。本尼特總結道,公共博物館“借助了特別的由‘展覽規訓,即博物館等展覽場所與自然歷史科學相結合(地理學、歷史、藝術史、考古學、自然史和人類學)所形成的一套知識/權力關系”[8]來發揮文化治理的功能。其中,藝術博物館借助“展覽規訓”使參觀者變為對自我行為進行約束和修正的主體,使他們擺脫粗俗、不雅的個人行為,形成溫柔而又優雅的行為;自然歷史博物館主要是向參觀者灌輸有關發展、進化、民主和文明的現代性理念。無論是讓工人階級成為“謹慎的主體”還是向廣大民眾傳達“現代性理念”,都是為了把塑造主體當成博物館的本質要義。公共博物館作為公共教育的一部分,重在參觀者的自我管理和自我塑造,這完全不同于監獄、法庭和醫院等機構對人進行的強制性管理和約束。

  雖然在理論和法律上來看,公共博物館表征平等、自由、民主、進化、進步等理念,但是在具體實踐中,本尼特還是發現它們仍具有較大的局限性。理論上,歐美國家的公共博物館被認為是服務于全體公民的,實踐上卻因不同時期“公民”的所指不同而將有些民眾,如勞動婦女、兒童、被殖民者和許多西方國家的有色移民排除在博物館的服務范圍之外。歷史上較長時期內博物館不向婦女、兒童和有色人種開放,博物館開放對象的時間演變次序為“白人中產階級男性—白人男性—白人男性與女性—男性(有色婦女仍被排除出去)”[9]。如果從東方殖民主義角度來看,博物館還表征著對土著居民和殖民地居民的征服和壓制。

  參考文獻:

  [1]金莉.本尼特“文化治理性”的理論邏輯與價值意蘊——從“葛蘭西方法”到“福柯”思想[J].文藝評論,2017(2):4-10.

  [2][英]托尼·本尼特.我的學術之路和理論方法[G]//文化與社會.王杰,等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25.

  [3][英]托尼·本尼特.文化與社會[M].王杰,強東紅,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4]Tony Bennett. Useful culture[G]//Relocating Cultural Studies:Developments in Theory and Research.V. Blundell, J. Shepherd , I. Taylor. London: Roytledge, 1993:76.

  [5][英]托尼·本尼特.英國文化研究的另一種范式——托尼·貝內特學術自述[J].洛陽師范學院學報,2007(4):8-11.

  [6]Tony Bennett.Culture: A Reformer's Science[M].London and Thousand Oaks, CA: Sage,1998.

  [7]Quoted in T. Bennett.The multiplication of Culture's Utility[J].Critical Inquiry,1995,21(4).

  [8]Tony Bennett. Making Culture, Changing Society[M]. London:Routledge,2013:24.

  [9]Tony Bennett.Critical Trajectories: Culture, Society, Intellectuals[M]. Blackwell Publishing,2007:136.

《公共管理論文發表文化治理視域下的公共博物館》

本文由職稱驛站首發,一個權威專業的職稱論文發表網

文章名稱:公共管理論文發表文化治理視域下的公共博物館

文章地址:http://www.xjfwvv.icu/lunwen/guanli/gonggonggl/39787.html

'); })(); 开奖码开奖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