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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社會理論視野下極端民族主義恐怖犯罪的刑事立法

職稱驛站所屬分類:刑事訴訟論文發布時間:2019-09-21 10:27:51瀏覽:1

極端民族主義恐怖犯罪是基于極端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利用暴力和恐嚇的手段來制造社會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以實現民族獨立、民族自治等目標的犯罪。我國極端民族主義恐怖犯罪的刑事立法借鑒風險社會理論

   摘要:極端民族主義恐怖犯罪是基于極端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利用暴力和恐嚇的手段來制造社會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以實現民族獨立、民族自治等目標的犯罪。我國極端民族主義恐怖犯罪的刑事立法借鑒風險社會理論,呈現出以預防為導向的立法趨勢,對極端民族主義恐怖犯罪的懲治具有刑事實體法與程序法相結合、從嚴從重處罰的特征。借鑒域外的相關刑事立法經驗,我國應理性把握刑法前置化標準,建構嚴密的刑事法網體系,堅持混合式立法模式,強化國內法與國際公約關于極端民族主義恐怖犯罪內容的銜接。

  關鍵詞:風險社會理論;極端民族主義;恐怖主義;刑事立法

  中圖分類號:D91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5595(2019)04-0040-07

法律科學雜志

  《法律科學雜志》創刊于1983年,是西北政法學院主辦的、面向國內外公開發行的學術性刊物。本刊為雙月刊,主編:韓松。國內統一刊號:CN61-1470/D,國際刊號:ISSN1671-6914。

  極端民族主義恐怖犯罪在全球范圍內頻繁發生,社會局勢動蕩不安,世界各國迫于壓力陸續通過最嚴厲的刑事立法手段來遏制此類犯罪。我國同樣面臨該類犯罪的威脅,如近些年發生的烏魯木齊“7·5 ”事件、天安門“10·28” 暴力恐怖襲擊案、昆明“3·1”暴力恐怖事件等,嚴重危害了國家的安全和社會的穩定。縱觀我國的刑事立法,對極端民族主義恐怖犯罪的刑事立法規制一直相對滯后,直到《刑法修正案(九)》頒布,該類犯罪的刑事立法才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本文從風險社會理論的角度出發,通過對我國及域外典型國家極端民族主義恐怖犯罪的刑事立法進行考察和分析,從中總結經驗,以期對我國極端民族主義恐怖犯罪的刑事立法有所借鑒,實現有效應對極端民族主義恐怖犯罪的目的。

  一、風險社會理論引入極端民族主義恐怖犯罪刑事立法

  (一)風險社會理論涵義

  風險社會理論是德國社會學家貝克用來解釋現代社會結構和人類生存狀態的理論,它以風險現象為出發點,對20世紀中葉以來人類社會所經歷的社會轉型進行解讀的一種普遍理論。貝克通過風險問題揭示出,工業社會通過風險的遞增和對風險的經濟開發,逐步產生了自身的危機和所面臨的問題。[1]貝克注重的是通過風險的視閾來解讀當代社會的本質,而不是風險本身。當代社會已經實現了從工業社會到風險社會①的過渡,風險社會的風險有其特殊性,埋伏期長,具有一定的隱蔽性,是法律難以追責的非反復性小概率事件,因此風險預測和保險變得不可能。[2]貝克意識到:“全世界都感受到了一個全球化變遷時代,我們需要發展一種有關世界的新的普遍理論,幫助我們理解正在轉變我們的社會的這些新發展,幫助我們積極地介入以塑造社會。”[3]風險社會理論應時而生。

  (二)風險社會理論引入刑法體系的討論

  以風險社會理論為前提審視刑法體系,可以從實然層面總結出刑法體系的發展走向,更重要的是可以從應然層面評價刑法體系發展的合理性,即在風險社會背景下審時度勢,關注刑法理論的目的性與有效性。綜述學界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風險社會理論的發展已經深入各個學科領域,尤其是對刑法學界產生的影響,化解了長期以來某些特殊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的尷尬,例如,持有型犯罪、不作為犯罪、抽象危險犯罪等問題得到了系統的理論支撐。學者們強調刑法的保護機能,以積極的一般預防作為刑事責任的基礎[4],認為傳統刑法理論忽略了對社會風險的規制,主張從立法技術上將法益保護前置化,將某些犯罪的預備行為、幫助行為視為實行行為,規定為犯罪。

  與此同時,隨著風險社會理論在刑法學界的出現,基于學界個性化思想的天性,亦出現了一些不同聲音。有學者提出,風險社會理論的引入,有摧毀自由的巨大危險,強調風險理論要嚴格限制適用,盡可能避免權力的工具化與刑事司法的政治化;要防范國家作為犯罪的定義主體濫用其規范優勢,使國家的刑事政策與政治需要過于親密地迎合。[5]

  筆者認為,我們要先洞察刑法體系已然經歷和正在發生的變化,客觀地總結支持或促進刑法體系變化的社會政治因素,在對刑法體系的變動及其成因完全掌握的情況下再做出價值立場的選擇。現代社會,安全問題構成了風險社會的基礎,主導公共話題的內容,影響政治決策的基調,當然地成為風險社會理論與刑法體系的連接點。隨著社會安全問題的凸顯以及社會公眾對自身安全的強烈需求,作為最后一道法律屏障,刑法需要做出積極的回應,將預防犯罪作為刑法的首要目的,力圖排除可能性危險。基于刑法預防目的的選擇,刑法體系必然會發生結構性變化,以“有危險就有刑罰”的擴張性入罪化原則進行具體立法設計。

  但是,需要意識到,風險社會理論引入刑法會對被奉為貫穿刑事立法和司法的綱領性原則——最后手段原則提出挑戰。為應對社會風險,我國刑事立法出現了保護前置的普遍現象,將大量的危險犯、行為犯、舉動犯歸入刑法規范,充分體現了行為無價值理念。具體考察后會發現,這些前置性犯罪多集中在一些嚴重的政治性、暴力性犯罪領域,如危害國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罪等。它們共同的特點是:嚴重危害社會公共利益,犯罪的發生有著極大的不確定性,容易造成社會公眾的內心恐懼感。在最后手段原則與嚴重的、不確定風險之間,立法者需要做出抉擇。筆者堅持的主張是:堅守最后手段原則,保留例外。根據社會發展和風險社會的客觀性需要,將部分危險犯、行為犯入罪。刑法前置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對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侵害程度;之二是危險行為發生的不確定性風險程度。具體如圖1所示。

  (三)風險社會理論引入極端民族主義恐怖犯罪刑事立法的價值

  風險社會的背景下,我國極端民族主義恐怖犯罪類型呈現多樣化,相對于傳統犯罪的方式及手段有了演變和升級,犯罪手段越來越多樣化、復雜化,犯罪動機走向極端化,犯罪形勢趨于國際化等。隨著新問題出現帶來的挑戰,我國的反恐立法以及相應的反恐策略需要作進一步思考。風險社會理論下刑法側重于用嚴厲的手段應對層出不窮的新型社會風險。從時間節點來看,“實害”一詞是指行為已經實際發生,而“風險”卻是潛在的,表現為行為與結果之間的不確定性,此時的“風險”還未真正轉化為“實害”,但風險社會背景下極端民族主義恐怖犯罪的突發性和不可預知性決定了這種“風險”有轉化為“實害”的高度可能性。因此,“風險”是一種不確定但可預測的危險,即刑法意義上的“抽象危險”。風險刑法規制的對象是風險犯,目的在于控制風險,相對“實害”而言,對這種“風險”的判斷雖然困難,但這種“風險”一旦實現則瘡痍滿目。“風險刑法”側重于預防和管理,正是為了達到控制風險的目的,刑法才會在僅有發生損害的危險時就進行干預。從立法技術的角度來看,這種預防和管理表現為一種“法律擬制”,它是對“法益”的提前保護。

  極端民族主義恐怖犯罪手段的殘酷性及社會危害的嚴重性決定了刑法對其嚴厲打擊的必要性。在傳統刑法理論中,預備犯、幫助犯通常和實行犯適用同一法條定罪量刑。但恐怖活動具有極強的社會危害性,犯罪行為一旦發生,會對公民的人身、財產帶來毀滅性的摧殘,后果不堪設想,尤其是對公共安全帶來的隱患,危及到不特定的多數人的生命安全,是任何事后懲罰措施都無法補救的。客觀上看,人類死于恐怖活動的風險遠遠低于機動車交通事故的風險,但社會公眾對恐怖活動危險的恐懼感卻異常強烈,這種恐懼感源于恐怖活動的不確定性風險,不確定性越大,公眾的恐懼感就越強烈。因此對該類犯罪的刑事打擊需提前介入,將法益保護前置化,將某些犯罪的預備行為、幫助行為規定為犯罪,防止難以預知的、更嚴重的危害結果發生。

  二、我國極端民族主義恐怖犯罪的刑事立法審視

  (一)立法歷程回顧

  我國1997年《刑法》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中增設了“組織、領導、參加恐怖組織罪”,規定了犯該罪的同時還實施了殺人、爆炸、綁架等其他犯罪行為的,依照數罪并罰的規定處罰。[6]1997年《刑法》初次將“恐怖組織”的概念引入刑事立法,標志著我國開始對極端民族主義恐怖犯罪進行嚴厲的刑事打擊。

  ① 如“東京地鐵毒氣事件”:1995年3月20日早上在東京地鐵內發生了一起震驚全世界的投毒事件。此次恐怖襲擊事件造成13人死亡,約5500人中毒,1036人住院治療。再如“美國炭疽事件”:在美國發生的一起從2001年9月18日開始為期數周的生物恐怖襲擊案。有人把含有炭疽桿菌的信件寄給數個新聞媒體辦公室以及兩名民主黨參議員。該事件導致5人死亡,17人被感染。

  ② 該類技術偵査措施包括監聽、監視、密取、網絡監控、截取電子郵件、秘密拍照、秘密錄像、電子通訊定位等技術偵查措施,臥底偵査、化裝偵査和誘惑偵査等秘密偵査措施和控制下交付三種。

  震驚世界的“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后,域外各國陸續進行了反恐策略的調整,我國也對此做出了積極地響應。2001年在《刑法修正案(三)》中新增了對極端民族主義恐怖犯罪予以規制,具體包括幾下幾點:第一,增設“資助恐怖主義活動罪”;第二,修改了組織、領導恐怖組織罪的法定刑,由原來最高刑10年有期徒刑提高到無期徒刑,此外,對參加恐怖活動組織的,增設了附加刑;第三,根據極端民族主義恐怖犯罪作案方式多樣化帶來的威脅①,

  擴充了部分犯罪的罪狀,如將“投毒罪”修改為“投放危險物質罪”;第四,將恐怖活動犯罪列入洗錢罪的上游犯罪。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對極端民族主義恐怖犯罪的修改主要體現在刑罰適用方面:第一,擴大了累犯的適用范圍,規定了極端民族主義恐怖犯罪適用特殊累犯的規定;第二,嚴格了執行緩刑的條件,規定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和累犯都不得適用緩刑;第三,規定了限制減刑的條件。這些規定大大加大了對該類犯罪組織領導者的懲罰力度。[7]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加大了反恐打擊力度,建立了完備的反恐體系。修改內容主要包括:第一,引入了專門的概念。對什么是“極端主義”“恐怖主義”等一系列概念進行明確,拓展了反恐犯罪的領域。第二,增設新罪、修改罪狀。此次修改增設并完善了“組織、領導、參加恐怖組織罪”“幫助恐怖活動罪”“準備實施恐怖活動罪”“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煽動實施恐怖活動罪”“利用極端主義破壞法律實施罪”“強制穿戴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服飾、標志罪”“非法持有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物品罪”“拒絕提供間諜犯罪、恐怖主義犯罪、極端主義犯罪證據罪”等罪名。第三,完善刑罰配置。在第120條“組織、領導、參加恐怖組織罪”中增加了財產刑;在第321條“偷越國邊境”罪中將“為參加恐怖活動組織、接受恐怖活動培訓或者實施恐怖活動,偷越國(邊)境”的情形規定為法定性升格條件。《刑法修正案(九)》的一大特點,就是將特定的涉恐預備、幫助行為“實行行為”化,在刑事立法領域貫徹“法益保護前置”的理念。

  此外,2012年《刑事訴訟法》從程序法的角度專門規定了針對恐怖活動等犯罪的技術偵査措施②

  ,在該法第五編第三章中,增設了對恐怖活動等重大犯罪案件違法所得的沒收程序;將恐怖主義犯罪案件的一審歸由中級人民法院管轄;限制了恐怖主義等犯罪案件辯護律師的會見權;對證人、鑒定人、被害人及其近親屬采取了相應的特殊保護措施。[8]

  2016年《反恐怖主義法》是我國首部專門針對恐怖主義制定的法律。該法第2條規定:“國家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依法取締恐怖活動組織,對任何組織、策劃、準備實施、實施恐怖活動,宣揚恐怖主義,煽動實施恐怖活動,組織、領導、參加恐怖活動組織,為恐怖活動提供幫助的,依法追究法律責任。”[9]

  《反恐怖主義法》只明確了“恐怖主義”的概念,并未對“極端主義”進行明確的定義,但在該法中,“極端主義”一詞出現的頻率極高,且依據本法第4條規定:“國家反對一切形式的以歪曲宗教教義或者其他方法煽動仇恨、煽動歧視、鼓吹暴力等極端主義,消除恐怖主義的思想基礎。”筆者認為這里的“其他方法煽動仇恨、煽動歧視”應理解為極端民族主義的行為。這部專門立法與刑法、刑事訴訟法相得益彰,互相配合,能更有效地發揮各自的作用。

  (二) 評析

  1. 呈現出以預防為導向的刑事立法趨勢

  遭受極端民族主義、恐怖主義犯罪的侵害已成為一種必然的風險,刑法不能等犯罪行為造成實際的危險后才對該行為進行懲治和處罰,因此,事前預防、事前控制成為了打擊恐怖犯罪的最佳手段。風險社會理論對刑事立法的一大突破就是刑法更強調對事前的防衛,它將那些在事前有意識的極端民族主義恐怖犯罪危險行為提前規制,對會造成嚴重損害后果的極端民族主義恐怖活動的預備行為獨立規定為犯罪行為,以此來加強對法益的保障和維護。通過前文對我國極端民族主義恐怖犯罪的刑事立法梳理可以看出,隨著《刑法修正案(九)》和《反恐怖主義法》相繼出臺,在反恐刑事立法上,我國開始呈現出以預防為導向的趨勢。《刑法修正案(九)》對恐怖活動犯罪預備犯既遂化和幫助犯正犯化,將法益保護前置化,嚴打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反恐怖主義法》中專門對恐怖活動組織和人員的認定、安全防范、保障措施、法律責任等方面的規定也無不體現出這一刑事立法的走向,該法確立了“預防為主”的反恐國家戰略,這種事前防范手段勝于事后的補救措施。

《風險社會理論視野下極端民族主義恐怖犯罪的刑事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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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稱:風險社會理論視野下極端民族主義恐怖犯罪的刑事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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